發布日期:2026-01-21 01:44點擊次數:

謝麗麗最早是練柔道的,后來轉項到拳擊,按她自己的話說:“我是真的很喜歡拳擊”。
“練拳這么多年,每天都很苦。早晨是5千米的有氧跑,一年四季不間斷,跑完是空擊、打沙包等練習,還有訓練和實戰,一天下來要打出上萬拳。”
{jz:field.toptypename/}憑著天賦和苦練,謝麗麗一路打到了頂尖水平。2012年和2014年,謝麗麗代表中國拳擊隊參加了世錦賽和亞錦賽,個人最好成績是亞錦賽亞軍,另外,她在生涯中還曾三次奪得全國冠軍。
2015年9月,謝麗麗退役,并一度成為媒體關注的對象,不過,那時她的角色不再是冠軍,而變成了“維權者”。
當時她和一批效力北京隊、但沒有北京戶口的外地運動員,一起維權,討要退役安置費,也揭開了當時“北漂”運動員的痛點。
謝麗麗披露,當時北京隊的運動員有正式隊員、聘用隊員的差別,本地戶籍與外地戶籍的待遇差別也很大。
謝麗麗是黑龍江人,2009年從浙江隊交流到北京隊,成為北京女子拳擊隊的隊長。但即便這樣,因為戶口問題,她的基本成績津貼只有每月2千元,遠低于有北京戶口的隊員。
據謝麗麗回憶,當初交流來北京隊,得到過落實戶口的承諾,卻被一拖再拖。“隊里說拿全國前三就能辦戶口,身份也能轉為正式,我拿了三次全國冠軍,每次找隊里,都拖著不辦,說下次比賽拿了成績再辦。”
退役時,謝麗麗又遇到了麻煩,她被告知,沒有戶口,就拿不到退役費。這筆預計十幾萬的費用,本是運動員用運動生涯換取的,但因為戶口問題拿不到錢,謝麗麗不得不找到媒體尋求幫助。
“畢竟我們付出這么久,最后連最起碼的一個安慰都沒有。青春和身體都貢獻給體育事業了,到頭來我們什么都沒有,有很多我們這樣的運動員,但真正站出來維權的沒有幾個。很多不是北京的,走了以后回到老家,找個工作打工,就只能這樣不了了之。”
當時和謝麗麗一起的,還有幾個和她情況類似的北京隊外地戶籍隊員,有游泳隊的、有跳水隊的,還有賽艇隊的。
他們披露的情況各不相同,有人因為年齡被改了,與原籍信息對不上,戶口既落不到北京、也回不了原籍,幾乎成了黑戶;有人因為當初的工作協議被運動隊“弄丟了”,想仲裁也無證據;有人被運動隊注冊了北京某中學的學籍,成了中學生,代表該中學比賽拿成績,從而影響了后來的戶口派遣機會;還有人本想繼續效力,但領隊代他寫了退役申請,然后就停發了工資……
剛退役的那段日子,謝麗麗和幾個隊友一起借錢籌錢,在北京常營開了個拳擊教室,開云但入不敷出,不足以維持生計。“我借了3萬塊,館里的柜子都是別人送的,別人不要,我抬過來的。”
除了個別金字塔尖的選手外,大部分拳手在退役后自謀生路,可選的路并不算寬。在社會上開拳館、帶課教拳是主流,還有人去當保鏢,去賣力氣。早年還曾有過退役拳手打黑拳的報道,即參與地下拳賽,賺取出場費,但這類比賽通常與賭博掛鉤,屬于違法范疇。
為了生計,謝麗麗曾有過不少嘗試,她自己最想忘掉、卻又難以忘記的經歷,是到酒吧“挨打”。
有朋友介紹她到酒吧表演,兩個拳手在臺上打給客人看,臺下客人看得興起,付費上臺和拳手“過招”。
謝麗麗回憶:“基本只是防守,就是讓客人打……”謝麗麗記得,那一晚靠“挨打”掙了300塊錢,但心里卻非常不是滋味。面對客人的詢問,她刻意回避自己的國家隊經歷,“如果說自己以前是國家隊的,可能客人更多,但我說不出口……”
再后來,謝麗麗又開起了拳館,起名叫“楠拳社”,這名字和她打拳時的外號“楠哥”相呼應。
當時的市場機會看起來不錯,拳擊與健身之間產生了關聯,練拳不為達到多少水平,只是為了揮灑汗水、釋放情緒。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尤其是女孩子,將拳擊視為一種很酷的鍛煉方式。
不過,殘酷現實又一次橫亙在謝麗麗面前,疫情之下,重資產的創業項目幾乎全部遭到重創,場地、人員的經費重壓,成了她每天都要面對的難題。
今年6月,36歲的謝麗麗復出再戰拳臺,開始參加一些“職業賽事”,更準確的說是商業賽。
比如在山東煙臺的“鬧海拳擊狂歡季”職業組比賽中,謝麗麗出戰女子超輕量級,并取得了勝利。自從出戰商業賽以來,謝麗麗保持著全勝紀錄。盡管多年沒有專業訓練,但從出拳、打手靶的動作看,謝麗麗依然是又快又狠,國家隊級別拳手的底子仍在。
這類商業賽事,既有職業組,也有白領組,職業組邀請高手參賽,而白領族則由普通人參加。這種全民參與拳擊的模式,目的是打造“體育+文旅”的商業創新,說白了有點類似今年火爆異常的“蘇超”足球賽。
像謝麗麗這樣專業出身的高水平選手,在這類比賽中會很受青睞,她們的專業背景與身份,是賽事打造自己品牌效應時所需要的金招牌。
盡管有人詬病這類比賽脫離了體育競技范疇,更像是文旅項目,但必須承認,這樣的模式,在帶動普通人關注體育、參與體育的同時,帶起了熱度,搭起了舞臺,也確實也會讓更多體育人得到機會、從中受益。(二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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